三個月前，在一次課堂上老師教授《論集體記憶》時，邀請台下同學針對內容進行實務或生命經驗式的分享，當時我即聯想到自身大學以來最關注的性/別（關於「性/別」加入斜線的緣由請參照此連結）與同志運動，個人本身參與過同志社團以及相關NGO的運作，故以此粗略地分享了《論集體記憶》部分理論作連結的一些想法，當時老師很鼓勵我將此做為期末題目，這樣的「鼓勵」之前在其他課堂上也發生過，過去我心底對此總有個小聲音：「覺得這是消費感很重的事」（即使性/別運動與同志運動對我而言是綿長且持續的介入），這讓我思考到一些我觀察過的學術現象，舉例：1.很多人只要投入過某個議題的運動，不管參與深淺，就一副可以被當為代言者的姿態。2.學術圈中，邊緣位置者有更強大的政治位置，有種獵奇般的可深掘魅力，是種學術消費，多少觀察者獲得學術利益後就用完即丟，然後道貌岸然地做個發聲者。
脫離群眾的觀察者，是虛偽的傷心人類學者。
脫離群眾的觀察者，是虛偽的傷心人類學者。
以上想法多少有些尖銳，卻是我心中深層的覺察，我想極力避免此狀況，而我在許多思考與找尋資料後，發現性/別與同志的口述歷史採集是極需要的，學術領域的採集資料，我發現大多是短期、量化、少數個案、議題式的採集，而民間的口述歷史採集小組也已停擺近十年，因此我期許自己能從打破學位論文的限制，去執行一個長期、公開且主動介入社會的一個計畫。
採訪進行的過程中，很大的焦慮來自於對自身學理不足的心虛，但思考到過去許多認識的朋友都已慢慢離開自己人際網絡中，故覺得當下實踐是當務之急，往後再多多補充相關的知識與方法論。
採訪過程與事後的撰寫，對我而言都是很大的學習，這讓我深刻地認知到人類學式的採集書寫其實並不比論述書寫還容易，因為必須考慮到中立性與切身性，另外在採訪過程後，我尚需要與受訪者反覆地確認內容並修改，在盡力欲忠實貼近受訪者的同時，又不能失去我作為觀察者的獨立思考，對我而言是一個挑戰。
我原先的預期是，針對災難與集體記憶此課程的期末報告，將這些採訪內容統整起來論證《論集體記憶》的理論，但我發現除了研究個體數太少之外，我認為牽涉到性與性別的個人生命歷程有太多複雜的異質性，因此現階段能「套用」理論的部分並沒有很多，我所觀察到的大現象是，父權架構下的兩性配置是種集體記憶，透過諸多形式成為意識型態貫徹到我們社會中，而這樣的意識型態有以下特徵：排他性、貶抑女性以及女性氣質、生殖主義、避諱談性，而這體現在我目前所訪問的四位受訪者之生命經驗當中，而也因此巨幅且「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的充斥下，四位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並不認識其所處的性別族群的集體記憶，直至其「啟蒙」（認同自己的性別認同，並且明白此被壓迫的處境）後，才開始學習與認識自身認同群體的相關歷史、文化、敘事。
除此之外，透過直至目前的採訪中，我更加確定了「異質」存在的重要，在性與性別的領域中，我認同後現代式的去主體想像，因此對於是否要細緻地去蒐集與建構（我覺得這是並行的）各種（不同性傾向群體）集體記憶以及文化，對此我仍抱著保留態度，我比較傾向是分析其時空背景與因素，而非論證並強化集體記憶以及相關意識型態的合理性（比如說，男同志就是有藝術天分；女同志就是很能幹），即使這些被壓迫的認同群體所形塑而出的集體意義，或多或少具有顛覆異性戀霸權的能動性，但不能忽視的是其各式認同群體「意識型態」之下所沒顯露出的部分，如果這些意識型態被合理化與鞏固，那它同樣與異性戀霸權一樣是種存在暴力的特質。（比如說男同志群體的崇尚陽剛文化，致使氣質陰柔的「C妹」、跨性別者、扮裝者遭受男同志內部群體的歧視）。
回到開頭所提及的，我焦慮的一個命題：誰有能力，為受汙名之族群發聲呢？若是深刻接觸議題的人，就有代言權與「更正確」的發言位置嗎？我認為即使身為其中的人，都沒有資格以「群體位置」發聲、沒人應該去形塑族群主體。主體如何被形塑並非關乎壓迫與否，它不該「被」正/負面地「他者化」。只有群體中的個體，以個體位置發聲，他挾有集體記憶與位置，卻能表現出異質，這才有力量。應實證之物不能以意識形態推論，哲學思辯應為行動燃力而非成倫體學清談，看見每個「異」質，才能避免執見，認知個體、以其角度思考其行動意義、明白其於社會關係中的位置，才能進而指認「群體」，而與此同時，我們要記得「沒有人能定義你，除了你自己」。
而以上談得很模糊、我也難以清楚指認的體悟，也扣合了我所欲執行此計畫的目的：我只想要讓個體發聲，我不要量化的研究與建構出的意識型態來為活生生存在的每個人發聲。
規劃總能設想周到、理念誰都能說得漂亮，即使焦慮、看似愚蠢、被視為無意義，或許實踐這回事總有它的能量，對自己以及眾聲喧嘩的寂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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